把人分類與客體化、妖魔化,都是容易的,真的去打破標籤,好好把對方視為一個人,卻極其困難。我們可以對死刑犯殘酷地丟石頭,當然也可以輕易地相信這個島上有另外一半人與我想法不同,它們應該去死算了。
撕裂社會真的很容易,而且好處可以立刻變現,馬上變成選票提款機,可是被撕裂以後的社會很難重新去建立共識,確認人權的價值、信任的價值、責任的價值,還有說實話的價值。偏偏這些東西就是解殖的關鍵,也是那些掩蓋事件紀錄與捏造歷史的人,最不希望這個社會得到的東西。
台灣在民主的道路上真得是個幼童,任何一個把別人標籤化的行動,叫他滾回中國的發洩語,最好去死一死的咒罵,都幫忙推了一把,把這個搖搖顫顫學步的小孩推去仆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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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最容易將外省人與所謂的正藍軍或是[黃復興黨部](一個在公元兩千年後近乎消聲匿跡的歷史名詞)或是眷村鐵票等等概念連結,當然這樣的概念連結有歷史背景與社會結構的支撐,然而也因為這樣的原因,外省人這個集合明詞帶有極重的政黨色彩,還有我猜測(因為前面刪得我都看不懂了)可能是討論主因的所謂[國民黨的黨國召喚]。
這種東西有嗎?當然有。還在嗎?還在,依照年齡而效果有所遞減,可以檢證嗎?可以當作證據嗎?很難。這ˋ也就是我想要談的主題。
在台灣談認同是很棘手的事,社會學各學門的研究所學生都知道,論文最好不要提到認同兩個字,除非你不想畢業。
可是正因為如此,認同彷彿像是佛地魔的名諱,人人視為禁忌,而我認為這是台灣社會難以解殖的重要環境背景因素之一。
台灣的黑歷史不少,而且最嚴重的問題是,我們拒絕去承認、去討論,去把真相查明,把價值的辯論討論清楚,然後去找出和解之道。
我們像是冷戰多年的家人,偶而年夜飯碰一次面,雙方點頭後毫無交集,談話也盡量不觸到重點、不揭瘡疤、不碰傷口,然後避免所有衝突的話題。
可是一家人不應該是這樣的,你有你的生活方是我也有我的,我們依定會衝突,重點是大吵過後我們要學習和解。這是我們生活在一個屋簷下的意義,確保自己的獨立與主體性,同時學習尊重與包容它者。
我們做到了嗎?我們還在學,但偏偏每次選舉這種話題一定要拿來吵。你也許可以樂觀地說:台灣人現在沒這麼好騙了,每次選舉的結果顯示打族群牌的效果越來越差。
可是我們身為一家人,我們確確實實地被撕裂了,我們的傷口與瘡疤,永遠都不會好,我們不敢去碰,所以就把傷疤遮掩起來。事實是,我們都受傷了,但我們不敢去醫治,因為怕二次傷害。
結果是,兩千年以後,台灣的政治版塊被藍綠徹底綁架了。我們忘了陳水扁當過台北市長、蘇貞昌當過台北縣長,許信良在中壢勝選到國民黨必須關燈作票,呂秀蓮主導過桃園。花蓮曾經有無黨無派的地方自治,台北市曾經有無黨的高玉樹市長。
不學歷史,我們很容易缺乏想像,我們很容易把現狀視為常態,而忘記現狀也是變動的後果。
這兩年寫論文的過程裡,我接觸許多國府時期的政策、公報、宣傳以及報紙剪報,當中包含許多二二八史料,讀完史料後那樣的震驚讓我難以承受。我曾經是國中時期非常認真地在社會科作業本上寫下光復大陸後各省建設計畫的(白癡)少年啊,自以為媲美國父建國方略龍馬船中八策孔明隆中對的(白癡)計畫啊!
所謂的國民黨神話很好破解,但是拋棄三十年來的基本價值那會讓人崩潰的。我從高中就信仰新黨信仰郁慕明信仰郝柏村信仰趙少康信仰王建煊的(白癡),你能想像我的世界崩解的劇烈程度嗎??
假如念書這件事可以幫助我甚麼,我想我不假思索地會說她幫助我看清更多表象下的細節、話術背後的陷阱、突破詭辯論述的邏輯思考,還有重新理清自己與這塊土地的關係,然後再突破了神話的禁錮後,重新去看待那些過去只有一家之言的歷史。同時當然也體會到,我們的國家要真正回到正常化,還有極其漫長的道路。
最後,如果對外省人族群與議題有興趣的朋友,誠摯推薦您由中研院社會所張茂桂教授所編篡的[台灣外省人叢書],您也可以多造訪外省台灣人協會的網頁,以及它們舉辦的講座,你將可以對外省族群有更加深入、微觀、去標籤化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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